在交流互鉴中增强文化自信

发布日期:2022年8月12日浏览次数:53次
 我刚收到潘岳的新著《中西文明根性比较》,是他有关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本书以独特的视角,阐述了中西文明的本质特征和演进逻辑。

  本书收录了他曾发表的《战国与希腊》《秦汉与罗马》《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三篇文章,我此前都已拜读。此次由新世界出版社结集成书,一些精彩新见令人惊喜,给人以难得的阅读体验。

  潘岳先生选取了历史上的几个片段,即战国—希腊时期、秦汉—罗马时期和五胡入华—欧洲蛮族入侵时期,以平实的语言、轻松的风格和清晰的逻辑,围绕“文明”“共同体”和“民族”等文明根性展开讨论,让读者对中西文明的发展脉络有一个直观、生动的体会和对比。

  战国是诸子百家思想的大熔炉,秦朝的制度设计和“家国天下”的思想理念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左右了中国的道路选择。中国历史于战国时期,在两大思想体系的影响下逐渐走向大一统:法家的思想理论在政治实践中形成了中央集权郡县制和基层官僚系统,这一政权形式从结构上稳固了“大一统”;儒家义理对士大夫精神和家国天下的崇尚,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而且成为历史发展的价值导向。

  西方文明于希腊时期出现城邦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二人分别从政治制度和哲学理念影响了西方历史的发展方向。伊索克拉底的思想是殖民帝国主义的思想雏形,他给出的解决之道是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一致对外的动力在于掠夺更多的土地以满足本城邦的发展需求,这种思想的本质是靠殖民的方式来建筑“大希腊”统治。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提出了“绝对王权”的概念,为亚历山大大帝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合理性的逻辑演绎。此二人的政治思想共同塑造了西方文明“殖民+专制”的道路模式。

  潘岳先生认为,就政治共同体而言,中国之治的源头可以追溯至秦汉时期,欧洲“现代国家”则发源于罗马帝国。秦汉之后,大一统的政权形式得到延续和加强,而罗马之后,西欧历史上却再无罗马。本书把历史转折归因于两大文明的不同价值观念:秦汉奠定了“大一统”的政治根基,西汉王朝以此为基础并进一步发展完善,成功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与此同时,“家国天下”在民间则发展为自觉的道德伦理。而罗马帝国缺乏的正是这种内在的凝聚力,自由作为西欧历史的精神内核和理想追求,在现实中演变成上层贵族与下层民众的相互对立。

  中西方历史演进的不同还表现在“民族”问题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演五胡入华的纷争;大约同一时期,罗马也遭遇了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但不同的是,中国的各民族人民出于文化认同实现了内部整合,最终融合成政治共同体,使秦王朝开创的大一统格局得以延续下来。罗马帝国遭遇入侵后分崩离析,再未回归统一。这是因为欧洲各民族之间没有达成共同的族群认同,入侵的蛮族并不认同罗马,他们在治理上总在切割本族群与罗马的关系。

  本书还收录了诸多国内外学者关于潘岳文章的评论观点,丰富了中西文明对比的视角和视野,进一步揭示了东西方发展道路的原点之不同,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时至今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流传至今的伟大文明,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开放性与和平性。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是要文明的冲突和对抗,还是要文明的交流与对话?潘岳先生这部新作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对不同的优先价值,不应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碍,反而应成为中西文明互鉴的基础。

  我想,这也是本书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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